有了民间的配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极低，让明国的内耗极低，对外辐射的力量极其庞大。
    在全新的集体经济模式的催动下，明国的生产力几乎达到了中古时代的顶峰，并且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甚至有了向工业时代飞跃的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有为状态。
    官方掌控几乎全部的权力，而民间因为不断的胜利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习惯性的已经唯苏咏霖为代表的大明国马首是瞻，一个地方的一个政令发布，民间会遵守，就能改变一切。
    统治集团的内部规则能够被较好的遵守、大家还心怀理想的时候，这种有为状态是非常优越的。
    这能够最大限度的成就古今未有之壮举，并且还会对民生产生很多积极正面的作用。
    但是苏咏霖立足于洪武十三年、共和二零一五年这个时间节点，已然发现了这一状态的问题之所在。
    其一，他毫无意外的发现了大明官员队伍里头“扬权”思想的抬头。
    他发现不少官员扬权的欲望难以抑制，并且越来越膨胀，他们更加喜欢大家长大包大揽的角色和办事方式，甚至不愿意在内部搞民主集中，更别说听取民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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