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另一封信中还说：“顷闻日本新驻使大石（大石正已）谓，自可联合各国，扶韩自主，永不受华凌侮，……附倭群小顿增声势，恐自主议将复炽。然前年韦（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德尼（美国人，由李鸿章推荐，在朝鲜**协办内务府事兼管外务衙门掌交司堂上））等谋韩自主，迄无寸功。倭强不如俄，大石阴狡不如韦等，各国亦未必听其联合，庸人徒扰，似无能为。”
    “前得大石著《韩论》，颇訾韩人。曾录示韩君臣，并遇事挑拨。近闻韩王殊憎大石，附倭群小均屏息，不敢言倭事，渠自主邪说必无能力。”
    袁世凯的这一番言论，或者是由于他对形势的误判，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继续地说假话，说大话，蒙蔽上方为自己谋取私利，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李鸿章对袁世凯又过于的信任，同样被袁世凯蒙在鼓里。致使几次的对日作战，或是准备不足，或是轻敌。
    虽然这些失败，从战略上，最终是和国力有关。但由情况不明导致在战术和策略的失误，无疑和袁世凯的误导有关，也就是说，袁世凯是难辞其咎的。
    一八九四年四月，朝鲜东学da
    g发动农民在全罗道举行起义。尽管起义来势汹汹，朝鲜当局很难有能力平定动乱。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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