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
    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 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 。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景。
    接下来，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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