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曾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虽然这些规定往往只是流于纸面，但毕竟是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中国政学两界精英对于教育重要性的认知。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400元—600元，副教授260元—4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用不着多少知识，就可以发见，在政争中，教育这一块是是很少被牵连其中的，干得好反而会成为可以炫耀的政绩。对于政客来说，借重视师道用学问以装点门面者肯定有之，但深知文化重要者也大有人在。
    既然教育工作坏境如此之好，蔡元培在教育总长的位上，为什么这么快就辞职而去呢？
    当初，在劝他的副手范源濂出山时曾说过：“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
    可惜，轮到他自己反而没有做到，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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