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找麻烦。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有人说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虽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他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力量。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或许，正是“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蔡元培人格的魅力才如此重要。
    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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