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
    关于蔡元培，罗家伦给出的评价是：“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
    罗家伦所说的“前次”，指的是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法政四校的学生，以及回到国内的留日学生4000多人，赴新华门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请愿，要求政府废除中日两国的《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闻讯后一大早来到学校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后向当时的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呈，经多方挽留才答应留任。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在北京》一文中，提供的说法大致相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
    而根据蔡元培自己的说法，他应该也没有阻拦学生上街。
    蔡元培晚年在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总结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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