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各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至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
    蔡元培也特别强调五四运动对学生追求学业、完善人格的促进作用：“前年‘山东问题’发生，学生关心国家，代表社会，又活动起来。国人对于学生举动很注重，对学生议论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机会，为社会作事。不过五四以后，学生屡屡吃亏。中间经过痛苦太多。功课耽误，精神挫伤，几乎完全失败。因为学生发生两种觉悟出来：第一，受此番经验，自知学问究竟不足，于是运动出首的学生，或到外国求学，未出国的，也都格外专心用功了。第二，经此番风潮，社会对于学生，都加一番重视。学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贵，就大家不肯作贬损人格的事情。”
    1922年为纪念“五四”，《晨报》再辟“第四个五四”专栏，蔡元培应约发表《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他结合时事，强调“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是“（一）广集赎回胶济路的股款。（二）自动的用功。（三）扩充平民教育”。他表示，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锻炼，同时在运动后产生新的觉悟，“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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