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是很不情愿的。
    如胡适所说：“二与三的看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是轻地表示了否定，二哥因家庭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可不谨慎一些，故尔他‘始终没有说什么’，母亲是没有决定权的，她提出这个建议心里便是战兢兢的，她完全知道二哥哥的意图，但仍是硬者头皮提出来了。”
    胡适母亲认定这是决定胡适未来前途的关键一举。
    其实，胡适出门上海求学原不算是什么过分要求。父亲在世时，其二哥三哥都出门到上海求学过，都进过后来胡适进的那所“梅溪书院”，都做过上海南洋公学的师范生，都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这在一乡绅兼官僚的家庭里原是一件不用讨论的事，只是其父亲死后，大梁倒下，家庭财政发生危机，故尔小儿子胡适的出门便成了问题。
    胡适的二哥包括三哥应该是考虑到这一层，似乎也不应反对胡适出门去上海，尽管已经拮据的家里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供胡适交纳学费与饭费。在其二哥点了头的前提下，他母亲才敢“定”胡适搭三哥看病的伴一起去上海。
    在决定胡适出门去上海求学的同时，母亲又作出了项相应的重大決定:为胡适包办了婚烟一一与江冬秀缔结了婚约。胡适、江冬秀的婚姻是双方的两位母亲共同拍板的，拍板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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