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胡适四十岁左右，在学术界如日中天，堪称泰斗的中青年时期，对已渐被大浪淘退的梁启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说：“我们把梁先生看作老辈”，又说梁任公：“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氏逝世，他特别难过，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任公大殓，我在广慧寺。我同（任）叔永、陈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殓，第一个见着蹇季常，他两眼噙着老泪，我说，我来迟了8分钟！也不觉坠泪了！……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
    20余年后，提及梁启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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