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科上不能博通旁涉、而且对应该通晓的祖国历史文化竟懵然无所知”。
    当时中国留美学生界确实存在的普遍弊病。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指责的“重实科轻文科”便是此弊病的一大表现。
    “俄国学生，无不知托尔斯泰之全集，无不知屠格涅夫及杜思拖夫斯基者；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
    早在胡适选学农科时，他课余时就已经相当关心人文学科的诸多学术同题。1911年他就写过《 罗米欧与朱丽叶》一剧的分析、论宋儒之功等学术心得的札记。后来他又研读从《柏拉图理想国》到近世西方各国的政治哲学和文学诗歌。他读勃朗宁的诗，也研究他的乐观主义，读爱默生的札记，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他被英国诗人拜伦的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鼓舞激起，翻译了拜伦的《衰希脂歌》。他读温斯顿吉尔的探讨宗教问题的著作，不忍释手。他读大限重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读罗素(论战争)均深有悟得。
    在文学方面，他翻译了法国著名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易名》《割地》，发表于上海(大共和日报)，(林之国》发表于甲寅)杂志。都德的是胡适最早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的，这一点他一直颇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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