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
    此时的胡适固然是个和平主义者，思想上肯定有“不争”的成分。但这次反对“爱国癫”，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赌注，胡适是反对的。他以比利时的两个城市为例，鲁汶（Louvai
    ）因抵抗而城池残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鲁塞尔（B
    ussels）则听劝于美国公使，未与德军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难。
    胡适反对效法抵抗的比利时鲁汶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更何况比国当时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惨败。就其抵抗而言，他们自以为城市固若金汤，有恃无恐，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为了荣誉孤注一掷，结果导致全盘倾覆。试问，这是真正的勇敢吗？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
    以比利时为覆辙，胡适提出“为这种英雄主义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
    在当时，胡适这样做很不适宜，甚至危险，因为北美留学生的战争呼声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国人对此类事在评价上往往又以道义为裁断。而胡适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在北美留学生看来？胡适的公开信无疑是亡国，当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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