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陈独秀和胡适是当时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齐名，被时人称之为“陈胡”。
    白话文学的提倡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北大校内的反对者就出版了《国故》、《国民》与之对抗，后来南京又有吴宓、梅光迪等人主办的《学衡》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
    这一年的2月、3月间，传出谣言，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已经被驱逐出京。
    前边讲过了，林纾则除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荆生》等影射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外，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函，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在《公言报》发表长信，对林纾的攻击一一加以解释和反驳。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胡，虽是志同道合，却也各有长短。胡适比起陈独秀来，较为温和，做事不够果决，却也不武断。胡适自己承认，陈独秀当年确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的主张和言论，总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虽然有时不免偏激一些，但对顽固势力却决不妥协。
    比如，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写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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