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并且主义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不同，特别“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
    就胡适“空谈外来主义无用”“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等观点，蓝公武则认为，一方面，鼓吹主义绝不是读一二本小册子随便乱谈、滥竽充数的，无耻政客骗不了人；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文化交通时代，排斥一切外来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做法，简单地“概括的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武断”，如果过于注重“实际的问题”，而抹煞了“主义学理”的效果，“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所以，蓝公武得出结论说：我们要解决种种问题就要研究种种主义，所以，“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切实的第一步”。
    对蓝公武的回应文章，胡适是仔细研读了的，也引起了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本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评论》行文，但被李大钊的一封来信打断了。
    李大钊认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为此“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这是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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