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认定主义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救时的具体主张”，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胡适认为，蓝公武的第二个误会是把“‘抽象’两个字解错了”，他所攻击的“抽象的主义”，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和“抄袭成文的主义”，他自己始终“不但不曾反对理想，并且极力恭维理想”，批评蓝、李“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胡适说，“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不能因为这点普遍性就认为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当然，他和蓝、李也有意见一致的地方，就是“要用主义学理作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参考材料”。胡适说，他所指的“主义的危险”，是“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闻“布尔什维主义”，不懂它的具体主张，“便大起恐慌”，宣称捉拿“过激党”，或者给人扣上“过激党”的帽子。
    胡适批评蓝公武把主义和实行方法区分开来的观点，提出对实际的改革需要把主义和实行方法“合为一件事”。把两者隔离开来，“分为两件不相关的事”，是人类的“大毛病”、世界的“大祸根”，“目的热”和“方法盲”是它的两种病征。只管提出“涵盖力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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