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为什么发表这样一个共同宣言呢？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造成了空前的政治高涨，大家都把《新青年》看成是这一运动的总司令部。
    但是这个总司令部的主要成员，有人很激进，有人很平和，有人甚至不时地使用谩骂式的语言，对此，很多关心这个总司令部的人，用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
    比如，当时尚在海外留学的张奚若写信给胡适说：“吾非谓《新青年》登报中的人说话毫无道理，不过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为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
    但是，更让一些人不满的是这个总司令部同仁的分歧，诸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必须指出：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空前开放的时期，正是人们所谓“王纲解纽”的时代。思想活跃，各抒己见，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久处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对于忽然展现在眼前的五光十色的各种思想学说应接不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有些人看来，总司令部里发出不同声音，使他们无所措手足。
    陈独秀1919年6月被捕，9月出狱。这期间《新青年》处于停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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