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家眷同往，高梦旦几次面请，现在又说，惟此事要“预定”。如果表示客气，也不必说得那么多，那么重，这就有点诡谲了。
    有人认为，一向淳厚甚至有点古板的高先生，在这里使了个“半诳骗”，想用家眷拖住胡适。或许他们听到风传，胡适惧内，想通过好生接待，取得江冬秀的好感，对胡适施加影响。商务可以想到的都想到了，可谓“费尽心机”、志在必得。
    胡适是个大忙人，这年春天又病了一个月。他做学问“发愤得不近人情”，届时政治热情开始“破茧”，又刚刚送走恩师杜威，有太多的事要办，有太多的文章要写。
    但他没有爽约，7月16日冒着酷暑，乘津浦线火车离北平赴沪。
    翌日抵沪时，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庄伯俞、王仙华、颜任芝等商务高层到车站迎候，自不在话下。当时《商报》报道称：该馆“言明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该馆扫径结彩”，“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同梅兰芳在天蟾舞台“第一日登台一样”云云，极尽渲染夸饰之词。
    胡适对这次上海之行是重视的、认真的。他中断多时的日记，续写的第一天是1921年4月27日，记录的即是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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