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很高，作为应对，北洋段祺瑞政府在年底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筹备召开善后会议，胡适也在被邀请之列。
    虽然胡适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他参加善后会议，但他还是接受邀请并参加了。胡适的理由是：自己的主张与此稍接近，不愿意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但是，胡适很快对善后会议感到失望，于第二年的3月4日辞去了“善后委员”一职。
    胡适此次反对驱逐溥仪和参加善后会议，让当时的国人觉得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似乎有些落伍了，他为此遭到了很多非议。
    1925年对胡适来说又是个很不如意的一年，政治上的主张遭到很多人的抨击，学术上除了完成《戴东原的哲学》长文和三篇古典的序外，其他成就也很少，一个更大的打击是，他特别喜爱的女儿素斐不幸天折。
    五卅惨案”爆发后，胡适与罗文干、丁文江、颜任光发表了三千多字的英文电报抗议英国军警暴行。
    1925年9月25日，心灰意冷的胡适到达武汉。29日，在武昌大学作《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的演讲。11月11日，胡适给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写信，提出辞去教职，专心著述，但未获准许。
    胡适一直对英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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