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时，有一次被邀去参加一个‘两周讨论会’（Fo
    t
    ightly Fo
    um）。这一次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什么时代’？十八世纪是‘理智时代’，十九世纪是‘民治时代’，这个时期应该叫什么？究竟是好是坏？
    “依这个讨论会规矩，这一次请了六位客人作辩论员：一个是俄国克伦斯基革命政府的交通总长；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有名的‘效率工程师’，是一位老女士；一个是纽约有名的牧师Holmes；一个是工会代表。
    “有些人的话是可以预料的。那位印度人一定痛骂这个物质文明时代；那位俄国交通总长一定痛骂鲍尔雪维克（布尔什维克），那位牧师一定是很悲观的；我一定是很乐观的；那位女效率专家一定鼓吹她的效率主义。一言表过不提。
    “单说那位劳工代表F
    ah
    e先生。他站起来演说了。他穿着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头发苍白了。他站起来，一手向里面衣袋里抽出一卷打字的演说稿，一手向外面袋里摸出眼镜盒，取出眼镜戴上。他高声演说了。
    “他一开口便使我诧异。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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