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打商人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府时期的约法。
    “孙中山先生当日制定《革命方略》时，他把革命建国事业的措施程序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司法者，负其责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革命方略》成于丙午年(一九〇六)，其后续有修订。至民国八年中山先生作《孙文学说》时，他在第六章里再三申说‘过渡时期’的重要，很明白地说‘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民人，实行地方自治。’至民国十二年一月，中山先生作《中国革命史》时，第二时期仍名为‘过渡时期’，他对于这个时期特别注意。他说：第二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散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约法，以规定人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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