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建国方略第五章）
    “他又说过：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
    “参政的能力也是这样的。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治国是大事业，专门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学识。但人民的参政不是专门的问题，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这便是‘行之则愈知之’；这便是‘越行越知，越知越行’。
    “中山先生自己不曾说吗？袁世凯之流必以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也。
    “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于人乎？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可使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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