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即以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几次互战看来，何一非长衫同志失职不能制止的结果？当民十六与民十八两次战事爆发之时，所谓政府，所谓党皆无一个制度可以制止战祸，也无一个机关可以讨论或议决宣战的问题。故此种战事虽似是军人所造成，其实是文治制度未完备的结果。所以说扰乱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似乎不太过罢？
    “我若作详细奉答之文，恐须迁延两三个月之后始能发表。故先略述鄙意，请先生切实指正。”
    因为有了这个答复，于是便有了胡适对梁漱溟那著名一问：“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十年的中国的对外开放，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胡适在写《我们走那条路》时，差不多遭致的是一片反对声。但正如有人所说：“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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