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得讨论。”胡适这时说，我的“僻见并不是笑话，乃是我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施行的结论”，并说自己也修过政治理论和制度的课程，甚至在1912的美国大选年，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最后才奠定了对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
    回望这一年零四个月、二个回合“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不难看出，胡适在当时所表达的民主思想虽然多半是应对他人的观点而诱发出来的种种论述，但其背后却包含着他对民主基本价值的一种深刻体认和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政治统一非武力统一；二，民治幼稚观；三，民主宪政的诸多好处……已然构成了这一时期胡适主张“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理由。也这就是说，不论当时中国局势如何复杂多变，分裂割据也好，文化落后也罢，抑或处于危急的国难之中，都不是政府拒绝推行民主宪政的口实，更不是实行“一党专政”的必然。
    胡适一生，对民主自由的无限向往，不论是在《努力周报》《新月》时期，还是《独立评论》五年中，以及之后的《自由中国》时代，都一以贯之，至死不渝，而且在勇于批判之外，也勇于肯定，突显自由和独立的本质立场。
    胡适作为一名民主的斗士，一个为宪政事业奋斗一生的人，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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