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表示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但一一方面，胡适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还是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来解决中日问题。
    只是，在另一方面，胡适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只相信武力，根本不顾世界舆论。胡适也明显感觉到对国联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须强调民族自救。
    他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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