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里主张和谈和妥协，也来自于对中日力量和中国国情的的洞察和分析，如他自己所说：“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胡适并不是一味的求和，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胡适的思想也随即发生了变化。
    胡适在他的《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中写道：“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人都应 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 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交涉。““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绝不可在 这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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