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涨的民族主义下反教活动的冲击。基督教内部要想稳定，同时又能赢得国内同胞的接纳，就必须有所改变。
    时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余日章遂顺应时势，提出了他的政教观。他认为，基督徒并非不能爱国或必须放弃公民的责任，而是应该做一个最高尚的爱国者与最完美的公民。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基督徒以国民身份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以增进国际间之善意与种族间的谅解。在他看来，“一国之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当檀香山商学界领袖倡议召开太平洋各国青年会会议时，余日章立即响应。1925年2月间，余日章、朱成章二人，召集上海各公团，推选委员30余人，组成中国筹备委员会。其中又推选执行委员7人，担任筹备执行事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建立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并组团参加了1925年7月1日至15日，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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