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将任驻美大使，胡适博士或调任中央研究院长。”
    身在美国的胡适怎么能想到，这是蒋介石的气话惹起的风波，自然不能不信。于是找近人打听。
    蒋介石赶忙又让王世杰致电胡适：“谣言所出，乃中研院院选所起。政府以美使之任重于中研院，故不拟调其回国。”
    但是，实际上，蒋介石对于胡适处理中美关系的信心，到1940年春天已急速降低。在此之前，蒋介石很欣赏胡适的“苦撑待变”，但“苦撑待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苦撑待变”是很难熬的。胡适没法告诉蒋苦撑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变。
    中国抗战的形势越来越艰难，财政情况则更为拮据。
    在国际上，除了美国外，凡是有能力帮助中国的国家（英国、法国、苏联）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出于不同动机而对中国进行伤害。到了1939年底时，中国政府上下，一种悲观的意识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认为，在当前状况下，实在无法再“苦撑”下去，而“待变”逐渐变得毫无意义，在“变”给中国带来好处之前，中国就可能会全盘崩溃。
    蒋介石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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