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接受，更不可能被国民党所接受。他在中国当时“东风西风式”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转圜之地的。这一点，或许胡适比谁都清楚。但是，他的想法是，无论如何，战乱对于国家和民众都是灾难和浩劫，即便是能够化解的希望微乎其微，他也要全力以赴。事实上，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是需要健全的法制，需要社会发展到一个相对高度的。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同样需要相关的政治家的良好人品和政治智慧的；至少不是权力欲特强之人。
    这次南行，胡适有意外收获，他在南京见到了六种《水经注》，在上海审定了合众图书馆所藏“重校本”确为全祖望的校本。
    10月22日，胡适飞回北平。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
    胡适回北平不久，就为教师罢教、学生罢课、职员罢工的事情奔波忙碌。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下，胡适既要保护罢教罢课的师生，又要维持北大乃至整个北平教育界的大局，非常为难，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个校长“实在不要再做了”。
    1948年11月下旬，随着翁文灏内阁的垮台，蒋介石听取了美国大使馆的意见，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遂派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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