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斗。
    成本非常低，但这种低成本并没有让刘承宗有多高兴，反而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他们是从饥荒地带来的嘛，狮子军的工匠有两个标准供粮，学徒每月炒面十二斤、小米三斗，匠人师傅每月炒面二十四斤、小米六斗。
    即使是学徒，也口粮管饱，还给些米粮拿去买卖换副食。
    匠人师傅甚至能靠这份收入，多养三口人也能凑合活。
    在陕北大旱的第五年，靠工作换取多养活三口人的口粮，除了刘承宗这里，在陕北要赚到七两到八两白银，才能换到这些粮食。
    相当于正常年景，金火匠半年的收入。
    但当他们来到西宁，不是这回事了，仅需一两五钱银子，就能买到他们的工食。
    过去三斗、六斗的粮，足够他们跟地方百姓换取所有需要的生活物资，现在这粮不够了。
    这还能有幸福感呢？
    刘承宗从陕北杀出来，十分清楚，在商业崩溃的极端条件下，物资价值随稀缺程度变高，钱不能带来多少幸福感。
    而粮食，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幸福感。
    可是在西宁，没有钱，就没有幸福感；而没有绩效，就没有积极性。
    刘承宗对师成我问道：“我们现在有多少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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