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周成光结婚第三年，他就参军跟着部队走了。这一走就是九年。我在家里，照顾他的寡母，抚养俩个孩子。他走的那年，老大才两岁，老二还在我肚子里。村子里闹灾，家里穷又没男人，日子不好过。可这么难的日子，后来也成了奢望。国民党的返乡团盯上了我们村，因为都知道他爸参加了红军走的。他们就憋着想把我们娘几个抓起来，说是要给那些人看看，当红军家属没有好下场。

    多亏了村里乡亲给递消息、打掩护，我才带着老人和两个孩子，跟着村里的党员，躲进山里。

    就这样他们来我们躲，他们走了，我们再回家。我婆婆是小脚。我和村里另外一位党员轮流背着她，往山上跑。俩个孩子被其他同志护着，跟在后面。鞋都跑掉了，孩子脚都磨破了。解放前敌人更嚣张了，几乎隔两天就要到村里来扫荡一次。我们就连村也不敢回了，村子里的人也怕我们暴露，不敢上山看我们。山上没粮食的时候，孩子们连树皮都啃过。直到后来解放军来了，彻底镇压了当地的伪政府，我这才又带着一家老小回了家。

    下山后，日子不用东躲西藏了。我参加了女民兵连，成了女民兵排的排长。我跟着民兵连，组织老乡们给前线送粮的时候，曾听人提到过周成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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