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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起因

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正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梁启超的批评可谓中肯之极,直至今日,读起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失败,再提出做政治上的革新一定会遭到反对。甲午之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不敢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的变法运动。

    变法是在不改变执政者的前提下改变其政治制度。中国自秦汉以来,搞变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罪人,政治小丑。就算是人品高洁的王安石,在其后世的主流评价也不高。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更没有人敢变法。康有为深知,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施变法。所以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鼓吹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孔夫子是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里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延袭,各代都是因时制宜。《公羊传》里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政体对乱世,以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以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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