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必然的选择。农村的自然性质的小农经济模式决定了农村无喜可报，忧倒是不少，比如水旱蝗灾严重时，会导致流民的出现，而历史上流民就是最危险的因素，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向上申报灾情，请求减免税负并请求中央财政的支援。但这不是为了灾民考虑，而是为了官员自己的乌纱帽和利益考虑。当朝廷赈灾的银子拨下来，各级官员捞钱的好机会就来了。

    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蒙山军占据郑家庄后鲁南乃至山东官府的反应迟钝，如果不是苦主郑经有两个军方背景的儿子，如果不是袁世凯主政山东后锐意进取以求仕途更上一层楼，官军会不会发兵攻打郑家庄都是一个问题。

    在别的地方不敢说，至少在鲁南，还没有人像蒙山军一样关注农村经济问题，并且用很大力气去调查研究农村经济并且试图在组织形式上加以改变。

    这种组织形式，也是不断完善的村民自治委员会。

    开始是以自然村组织的。最早的自治委员会诞生于郑家庄，然后就是陈家崖，逐渐推广到了根据地的近二十个村庄。在蒙山军完成了“招安”大业后，自治委员会也升级了，在保留各村自治委员会的前提下，成立了更高级别的自治委员会，大家叫它总会，统一实行对根据地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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