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连《纽约时报》都做了报道。国内一时间出现了留学热，以留学日本最为常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一种令中国人痴迷的清新空气，留学生以为看到了新世界，连梁启超都撰文说，“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瞧瞧吧，保皇党的领袖在日本是何种感觉？

    新式教育办的轰轰烈烈，几乎成了新政的代名词。但清廷没想到的是新式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给自己找了掘墓人。学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官僚们看来，那帮学生火气太大，昔日的师道尊严被摧毁了，学生们变得桀骜难驯。南洋公学数百学生因为一件小事竟然集体退学，那件事不过是教习禁止学生报刊而已。

    教育是一方面，舆论的开放也是新政的标志之一。两年来，各地的报刊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让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们不知所措。报纸成为极时髦的举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百姓只要肯读报纸，民智即可开启。

    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更是五花八门，由鼓吹旅游的，还有公开征婚的。这些都不算，更多的报纸涉足了政治，对大清朝充满了批评，比如鼓励剪发易服的，简直就是造反嘛。

    《苏报》案的审理，为清廷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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