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双重效忠’。”

    说到这，王恒岳忽然想到了自己那个时代的一本：

    《鹿鼎记》！

    王恒岳还记得金庸在结尾处为满族皇帝康熙设计了一段独白：

    “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归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鹿鼎记》成书于１９７０年代初，此时的香港在经历了１９６６年“反英抗暴”运动之后，港英政府整顿吏治，成立廉政公署，为商人阶层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对草根阶层推出一系列福利措施，香港经济也进入黄金期，使港人对殖民统治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康熙的这段独白不能不说是当时香港人对历史的借喻，也是彼时香港人一段委婉的心路表白......

    想到这，王恒岳忍不住说道：

    “不是香港人麻木，而是英国人的统治太有效了，有效到我们现在即便成功收复了香港，但要使他对中国重新产生归属感，就不得不让我们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那。”

    大总统的话一直盘旋在所有官员的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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