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儿也是一个时不我待的事儿。

    严格说，汪春是个文化人，从东北军到了地方上当了一个县长，总地来说，应该是对路的。中国这个国家，从古至今，总体来说，当官儿那得是文化人。到了民国以后，这文化人当地方官的事儿就有了些个变化，但变化归变化，也还算是贴乎。但汪春与一般的文化人不同，他这个文化人有些个偏执，不好当官儿执政的那一套文治文化，而专好诗词书法这些个东西。在这些个东西中间，又尤好啥婉约一类。王儒虽说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一些个事儿那是相当地了解和知晓，但对于中国在文化上的这些个细致的区分他也还是整得不是太明白。他知道，汪春原是中国国民党情报组织蓝衣社的成员，但他对汪春作为中国这地儿的文化人却对政治不是那么太热心有些个奇怪，他觉得既然是文化人，干出点儿啥光宗耀祖的事儿来，恐怕要比你写出点儿啥诗词文章来得重要，或者来得更有成就感。既然汪春是这样一个人，而东甸山又是古已有之的名胜，汪春到这地儿当县官儿，那应该是对了汪春的脾性！对了汪春的脾性，也正好为我们大日本关东军所用。

    那一天，王儒亲自给汪春打电话，说，东甸山是满洲国名胜，我的两个朋友从日本来，特意提出要看看东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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