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这种镇压的人，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具体执行者，也都不能逃脱罪责。

    例如徽宗宣和二、三年间，各有方腊、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

    当时徽宗和蔡京、童贯、王黼一伙，先后建立“西城括田所”，强占民田；设立“造作局”，“应奉局”、“御前生活所”、“营缯所”，专供皇室奢靡享乐。朝廷左藏库，从前每月支费三十六万贯，徽宗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

    同时为搜求全国各地珍禽异兽，奇花名木，大搞“花石纲”。

    蔡京的生日，还要大搞“生辰纲”。

    “民预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须，使人民终岁勤动，妻子冻绥，求一饱食不可得。”

    统治者们在生活上穷奢极侈，政治上则昏庸腐朽，对西、北边陲西夏、辽的侵犯，几乎没有防御能力。

    北宋朝廷对于方腊这样的农民起义的镇压，毫无疑问就是对历史的反制，需要反思自己本身的过错，如果不能进行自我净化和改正，亡国并不需要太久。

    但宋朝这一次的行动却不同。

    皇宋意在中兴，积极北伐，恢复中原，当今天子，圣明之极。

    可在大宋的心腹之地，还有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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