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是因为经济归根到底还是政治。

    但是，这里的政治并非宗教团体的权利斗争，而是世俗政治与宗教的角力。

    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经批评佛教，他指出，当时的佛教并没有实现教人向善的目的。

    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奸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钱，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

    而寺院也积极配合此类人的心态，大肆敛财。

    结果造成“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

    这种情况不禁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教会发行的“赎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哪怕是杀人罪，都可以用“赎罪券”来抵罪。

    欧洲是在16世纪出现了马丁-路德，才开始改变这种宗教恶行，华夏早早就强力杜绝此类现象，实在是一件大幸事。

    对于华夏历史上的四次禁佛，有人说是华夏人一贯的宗教迫害；这种观点实为大谬。

    四次禁佛过程中，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杀了一些人；但那是因为涉嫌谋反，而非针对信仰。

    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只是强迫几百万僧尼还俗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在家当居士也一样可以信佛。

    第三次唐武宗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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