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海盗的踪迹更是稀少了。不久，北洋布满了洋船，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咸丰八年，也就是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侵入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和，分别和俄、美、英、法签定了《天津条约》，北洋也允许通商，洋船大量驶入，海盗便进一步减少了。
    当“宝顺”轮出现时，时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私下曾说：“艇船非火轮不能胜”，但当时朝野上下尚未意识到拥有西方科技的迫切性，而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让许多人清醒到了一点：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轮船。1861年3月，曾国藩又再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1862年，曾国藩购买轮船一艘，名“威林密”号；次年李鸿章也购置两艘“唐生”号和“飞而复来”号。1867年，清政府终于颁布了《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允许华商在章程范围内可以置办洋式船只。这已经比宝顺轮晚了十三年了！
    想起往事，贝锦泉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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