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均沾”条款。同时签订条约，自光绪七年正月起，将琉球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南部宫古、八重山诸岛归中国，中国如何存球，日本无从置喙。消息传出，“清流”立即群起反对。清廷旋命李鸿章统筹全局，详议球案应否照总署所奏办理。张佩纶致函李鸿章，建议把延缓谈判琉球案，作为发展中国海军的政治策略。
    这是张佩纶出手做的大谋划。在信中张佩纶直言，留日本来生一波折，将来朝廷“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信中他还直斥沈桂芬误国。紧接着，张佩纶连续写了三封信给李鸿章继续出谋划策。随后李鸿章上《妥筹球案折》，提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主张“速购铁甲，船械齐集，水师练成，纵不跨海远征，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至于琉球案，原定御笔批准，三月内换约，可探俄事消息。若俄事三月内已议结，则不予批准。在中外矛盾交集、朝廷内部“清流”与沈桂芬一系激烈争论的复杂环境下，李鸿章和张佩纶竟能联手，将争论焦点悄悄的转移到发展海军的话题之上，可谓神来之笔。
    “闻圣谕中论及水师，佩纶之愚，欲请公先将此事酌复，奏设北洋水师，令其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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