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歧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评事签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钤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钤辖者申状暴泻不止，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此便是“四相簪花”之佳话。
    事实上，“四相簪花”这样的“赏花会”本身所呈现的正是其时上层社会社交方式的一个侧面，士大夫藉由类似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联系彼此的情感，并且建立自己在上层社会中的声望，这种相当独特的文化风气，在当时是很流行的，朋友之间举行便宴时簪花已成为社会的一种习俗；并且这些场合也是他们取得各方面讯息的重要来源。
    簪花赋诗，是为文人雅事也。
    对面凉亭数位士子却非在赋诗，所论者恰是东坡居士与半山居士的江宁相会一事。
    “正所谓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苏、王二家早前结怨极深，时值今日却是尽释前嫌，当为文坛佳话。”
    “正是，昔日苏老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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