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2）反对募役法的苏轼，在变法实行多年后说出了自己的反思：“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当年满腔热血的反对变法，如今看到变法卓有成效之后，才知道当初竟是自己错了……新政为豪绅官僚所不喜，苏轼态度的些微转变，在某些人看来，便是敌人，当除此而后快。
    嗯，高俅是王安石的迷弟。
    李格非却以为是贼寇所为。仁宗朝时，天下盗贼横行，遂以“盗贼重法”治之：“自嘉祐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宁中，诸郡或请行者，朝廷从之，因着为令。至元丰，更定其法，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处。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注3）
    虽然，神宗皇帝支持变法，王安石推行“报甲”，“盗贼比之昔时，时减七八”，但改革失败，盗贼复起，四处为祸。
    有鉴于此，元祐二年五月廿一日，朝廷发布惩治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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