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那次饥荒较为相似，正可借鉴。
    平抑粮价一事，苏轼卧床统筹，由司户参军负责，李格非、王棣辅之。
    操作这种实务于王棣而言，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好在这方面的操作流程大抵是依循先例，也无需他去殚精竭虑拍板定夺，只跟着打打酱油。这是苏轼在着力培养他，这样的历练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五月十七，城内外遍贴官府公示，粗粗地说了杭城的困局：
    因涝害导致杭城粮价狂涨，已飙升到一千五百钱一石；灾民太多，官府常平仓难以为继，希望粮商能为国为民做做好事，如踊跃捐粮、配合官府平抑粮价；鼓励附近州县粮商运粮至杭城，共度时艰。等等。
    这样的方略，于粮商而言，一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即便在王棣的建议下，多了一条“勒石记功”，不也是同样的套路？
    某豪邸，恭恭敬敬的送走李格非与王棣，大腹便便的中年、本地最大的粮商嗤笑：“赈济使？一个迂腐书呆子，一个毛头小子，傻乎乎的上门忽悠某？真真好笑。捐粮？表表心意呗，献上个三五十石算是大方的了……不就范文正那套么，怕是没那么好使喽……”
    同样的一幕在各大粮商宅邸重复上演：
    “皇祐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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