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碟五十，杯水车薪，无济无事。
    苏轼心知与自己仅有一半师生之谊的李格非为人脾性，真真是见不惯官场蝇营狗苟的，是个适合搞学术研究的正人君子，论起实务逊高文恭远矣，更遑论是少年妖孽王三郎。
    灾区重建刻不容缓，与其和朝廷讨价还价到头来收效甚微，还不如赶紧想办法筹措款项。
    苏轼一方面以杭州官府之名向豪商富户借贷，另一方面加大募捐力度。还有就是除了匠工的工钱，材料（瓦石、木梁等）款尽量先行欠着，当然也需尽快结清。如此三管齐下，款项缺口基本能够填上。
    这期间，王棣又想起银行之事，似乎值得操作一番。
    需要说明的是，唐玄宗开元初年出现了“柜坊”，凭证有相互约定的实物，即具体的一样东西，较多的则使用“凭贴”、“书贴”、“文券”、“券契”等，为单纸或折纸式的单笔往来的记录。
    “柜坊”算是银行的雏形，是替别人保管银钱的商户。和银行要付给存款人利息不同，柜坊不仅不付息，存放者还要向柜坊缴纳租金。但柜坊的存在使得原来长安的生意人不必携带大量的铜钱，方便了远方客商的贸易活动。
    但到了本朝时，柜坊中人勾结富家子弟，从事赌博、盗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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