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李常、盛陶等人。
    “洛党”首领程颐于元祐元年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著引荐入朝，后以崇政殿说书之职充任幼帝赵煦的老师，他以“师道”自居，向赵煦传授儒家正统思想，且又以“正色”训诫，主张一切复行“古礼”。司马光病故，他甚至反对朝臣于朝贺大赦之时，去吊唁司马光。他的此番言论惹起朝臣的不满，斥之为迂腐之论。苏轼更以他不近人情，所行非孔夫子之礼而屡加讥讽。朱光庭、贾易等人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而攻击苏轼讥讽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认为朝廷应以此追其罪责。苏轼同党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遂反唇相讥，上疏论列朱光庭为程颐宣泄私忿，“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程颐与苏轼自此势不两立，两党间积怨日深。对此，无所偏倚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上疏言辞过于偏激。但身为朔党的王岩叟却公开偏袒程颐，这更激化了两党间的矛盾。
    洛党与蜀党的争斗，其结果两败俱伤。元祐四年，苏轼辞官出朝，改任知杭州，程颐也被免去崇政殿说书一职，改充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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