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肉刑，借以弥补配隶刑等生刑无法有效遏制犯罪的软肋；最后，还设置了圜土之刑，将犯人统一起来进行管理，使其“昼则逸作，夜则居之”。
    但是，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收效甚微，且大多数改革都不免于流产，而配隶刑的弊端依然困扰着当局。
    作为有宋一代的王法，其影响并不仅限于有宋一朝，对后世法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的刺配刑、出军刑，明清两代的刺字刑、充军刑，无不脱胎于宋代的配隶刑，且作为当世之常法，时常行用。
    从客观上来说，配隶法的初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既体现出统治者的恤刑之心，宽宥百姓之意，也威慑了犯罪，而且，配隶人还能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增强了国家的国防力量。
    但是在这样人治大于法治的时代，再好的政策也不免被贪官污吏钻了空子。配隶刑的滥用导致了轻罪重罚，配隶犯的大量存在给国家财政增加了极大的负担。配隶犯往往被官吏欺凌，为官吏私人进行义务劳动，由此，导致了大量的配隶人私逃，成为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
    李瑾被判流徙一年，其实也就是配刑中的配役，被发配到外地为官府进行无偿劳动，也就是进行劳动改造。如果是配军的话，那句要被在面上刺字了。实际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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