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必能得力。观裕禄前出禁拳匪之告示，后上保拳匪之奏折，先后判若两人。其所以然者，恪遵廷谕也。然有此种种敕旨，为中国之疆臣者真难于设施矣。而袁世凯适当义和拳发起之地，其难更有甚焉。虽然，尤不仅此也。京津拳匪蜂起，山东亦闻风相应。袁所练之各军队皆分扎各州县，屯驻防范。忽奉廷谕云：
    袁世凯着率领所部，迅速来京勤王。（中略）此旨著裕禄转传，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袁之军队，自训练以来，皆取法外洋，服饰器械，以至号令一切，毫未沿用清军旧制。时山东人民见袁军人，辄呼曰“二毛子”以其衣服短小似洋装也。。至是欲其全行改变，岂仓卒所能办？袁世凯之难，其一也。煌煌谕旨，命其北上勤王，不去则显违明诏，以臣子而不赴君父之难，岂君主专制政体之所能容？去则以数千兵焉能当八强国之劲旅？且袁为义和拳之公敌，时正恶焰嚣张，绝不能为若辈所容。明明步许景澄、聂士成之后尘，同归于尽。其难二也。
    故当庚子五六月间，为袁世凯生平最困难最危险之境遇。而袁虽奉到廷谕，仍诿以军报不通，藉故延宕。其左右人有为之忧者，告以利害，袁若罔闻。斯时京律一带，哄传袁为汉奸，欲据山东而自立，袁亦若未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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