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均尚妥协，何其迥不相侔也？究其原因，虽由顽固党之诋排，亦由袁之自取。盖袁此次辞差疏间有牢骚语。夫倡立宪即应辞兼差，乃为惟一之宗旨，至辞兼差而语涉牢骚，则人疑为揽权也固宜。且袁系首倡立宪之人，权限不分，乌能立宪？顽固党所以藉口者，皆职是故也。袁之不学无术于斯略见。或谓此种奏疏多出自其书记辈之手，虽然，使袁左右有人，亦何至于此也。
    袁世凯本具有坚忍性质，虽迭经挫折，屡负毁谤，其宗旨仍不稍变。自辞差后，遂一意经营地方新政。首创审判厅，次立自治会，皆由天津试办为起点。其他一切立宪应预备事宜，无不首任其难，不辞劳怨。乃其左右之人则不然，审判自治，皆属在地方之范围，自应委任于府县，而凌福彭辈不知新政之谓何，乌能胜任？特迫于袁之命令，不得不立一名目，以欺蔽人之耳目。故袁虽雷厉风行，终不过敷衍塞责，至袁甫去任，其所创之各项新政，即败坏不堪言状，实由于用人不当，遂断送于三五小人之手。至袁所位置之人才，惟花天酒地，纳贿循私，无所不至，人皆谓今不如昔。岂知创办之初，即有名目而无精神，故至今百弊丛生，现象之坏，不堪设想矣。嗟乎袁世凯有办事之热心，无知人之能力，是又不得不为袁惜，更不得不为袁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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