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戎，斫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益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才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继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流涕。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苦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具振，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已，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庙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熟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
    中华民国之首出有人，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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