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况。其四，北宋政府还把沉重的官俸、军费开支及后来的“岁币”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大肆压榨人民。
    所以赵昺以为主要还是这种“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下，阶级矛盾一开始就十分尖锐，使北宋统治者感到十分恐惧，担心百姓作乱。所以要时刻防备，从而驻重兵于京师以防不测，也是北宋当时的形势所需。
    当然后继者此后依旧坚定不移的执行这项政策，还与对外战争的频频失利有关。太宗曾两次对辽大规模用兵，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改变被动的战争态势。但由于各自为战、策略失误等原因，经过高梁河和岐沟关等战役失败后，朝廷上下渐渐失去了进取决心，也存在普遍的恐辽病。
    因而后代的继任者放弃了收复失地的计划，把政策重心重新转向对内，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后来的“澶渊之盟”便是“守内虚外”的产物。而此策对于巩固统治，防止民变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成为成为契丹、西夏及后来的女真贵族屡次攻宋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南渡之后，为了对付不断南侵的女真，宋廷不得不依靠地方军头抗金，在形势缓和后也曾试图收归兵权于朝廷，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保留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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