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象很突出，如果“再行检覆之法，当益田亩累万计”。按理说，这是有利于元朝廷的事情，可时任官员却以“江南之平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亩，一有动摇，其害不细”的借口予以暂缓执行。个中缘由，无非是担心影响到“富民”集团的利益。
    种种压迫之下，有些破产的农民，虽然已是“田入他户”，但仍需照样纳税，只得“逃之四方”。再加上豪民地主在“宽纵”的旗号下，享受“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的优越待遇，欺压百姓无所不为，各地百姓走投无路，只得铤而走险。
    据统计，仅至元二十年这一年，江南人民“相挺而起”的大小起义“凡二百余所”；到至元二十六年，更激增为“四百余处”。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初建的盛时就出现民众蜂起的局面是不太多见的。而归根结底，色目商人当家的“草台班子”，恐怕是难辞其咎的
    “在收复江南后，中原风传陛下肆意屠戮元廷官员，迫害乡绅士人，强征豪门富户土地和财产，以致江南地区士人怨声载道，民意沸腾，想来也是缘起于此吧！”刘因听着郑虎臣所述的一桩桩、一件件元廷官员及色目商人勾结江南豪绅所做的恶行，也是沉默良久后才道。
    “不错，是有此因在其中！”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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