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也有许多贫穷阶层的人受洗入教――不少人还在教案中“殉道”。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南京教案”中的卖糕小贩。但是总体上，天主教会在大明缺少社会根基，“浮在上面”。结果就是雍正一禁教，很快就在全国肃清了原本就不多的天主教信仰。
    二鸦之后开放教禁，基督教新教在传教方面后来居上，和他们走“平民化”路线有极大的关系。新教会开办医院、学校，收养孤儿、举办各种慈善，举得了不凡的效果。
    但是这个见解赵引弓是不会对郭居静说得――“下层路线”是元老院的法宝。当然，郭居静未必不知道“上层路线”的弊病所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走“上层路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如果没有二鸦之后英法两国的“积威”，新教的“下层路线”也不一定就行得通。
    郭居静虽然身处杭州，对教会的消息却并不蔽塞。澳门的天主教会每隔数月都会派遣信使前往中国内地的各教会传送信件。各地教会也会将信件交来人带回。一部分前往欧洲的信件在澳门装船。尽管信件在路途上的日子经年累月，但是教会的联络自始至终都没有中断过。即使在传教事务完全停滞的雍正乾隆各朝，北京的传教士依然能够和澳门和欧洲的教会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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